反之，如果审判权无法独立行使，那么针对裁判者的责任追究，就不符合权责统一原理。
[12]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在当代西方法理学中意味着一场本体论的变革。[13] 法律制裁的变化表明了法律强制力的观念在弱化，这不仅意味着一场法理学本体论的变革，更进一步地看，国家在法律强制力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地淡化。
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社会控制创造有利条件。从社会群体发展的角度看，尤其在现代，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人性化发展，使得社会化过程中个人的创造空间越来越大。这些问题仅依靠国家强制实施的法律很难根治。任何人如果和其他群体发生纠纷，必须通过某位德高望重并且值得信赖的人物出面调解。[4]转引自田成有：《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22]与硬法相比，软法软在哪里？软法软的方面可能在于其制定者——不是国家而是社会团体。初民社会始终是一个超然于国家历史之外的阶段。诚信也是经济、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石。
其次，简政注重的是权力下放，使权力更接近市场与社会，但对保留下来的各种审批项目的要件、材料、程序、环节等的删减重视不够，使得很多审批项目在这些方面依旧繁杂，审批时间还是比较长，有的审批只是由万里长征变成了千里长征。商事制度改革涵括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和市场监管转型两大方面。[17]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既是现代政府的天职，同时也是其存在之合理性的根基。正如戈登?怀特所言：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与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
在自身能力上，专业人才缺乏，应对市场化、社会化管理服务的能力不足。[18]放管服改革中，各地强化审批与服务事项的集中办理，提供便捷服务，降低企业和民众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为推进和深化改革，需要强力遏制并祛除部门利益。本文试图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4]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总结此项改革的一般性经验，梳理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探讨深化改革的路径与着力点。实务中，因为将权力下放也理解为放权，在部门利益等因素的作用下，一些政府部门热衷于在系统内下放权力而不是向市场、社会放权，偏离改革的初衷与目标。在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下，基于理性经济人的本能，极易以权谋私。
理念是行动思路、方向和着力点的集中体现，理念的偏颇会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成效。[36]辜胜阻：《破除改革的碎片化、应急化、部门化》，载2012年2月27日《北京日报》第18版。[29]因此，简政放权中，一部分权力是直接归还于市场主体与民众，回归于私权，一部分权力则需要移交给社会组织，转化为社会自治权，用以服务于市场与社会。[46]在当前条件下，可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5]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前线》2014年第1期。[43]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换言之，下一步放管服改革不应纠缠于现象层面的问题而忽视其背后的本质性、根本性问题，以至于出现所谓转圈现象，[38]而应从顶层设计上防止改革的碎片化，加强改革自身各部分间以及与其他关联领域改革间的统筹、协调，同时要致力于从一些关键环节着手化解钳制、羁绊改革全面深入推进的一些带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的深层次问题。[51][美]托马斯?潘恩：《常识》，马万利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页。
[49]王俊秀、杨宜英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一是综合性不够，都只是着眼于某个领域的改革，比方说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仍带有一定的经济特区性质，重庆市与成都市重在城乡统筹，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则侧重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26]唐亚林：《以系统化的顶层设计破解部门利益梗阻》，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40]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只有大量的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实务中，才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从而推动传统政府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现代政治学理论一般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形态中，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应处于基本均势的地位，而社会组织则是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起中介作用的自组织力量，其发育程度是社会成熟度的重要指标。诚信为立人之本，故管子曰：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
[9]义乌市制定了财政专项资金清单。[1]自19世纪60年代自强运动肇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倾力奋斗的目标。
[32]这就导致要么社会组织缺乏承接能力，有些政府权力转不出去，要么转出后承接的社会组织有些甚至变成了二政府，管理、服务效果还不如原政府部门。[10]调研组：《义乌市调研材料(2016.7.25—7.27)》。
诚如有论者所言：改革越向深层推进，各方面、各领域的联动性就越强，而各方面改革能否协同配套推进，不仅制约着改革的进程，而且决定着改革的成效。综合改革意味着风险和成本，为将试错风险与成本降至最低，可行的方式就是开辟试验区，先行先试。
在类型上，行业协会、商会偏多，公益性、慈善性、服务性社会组织偏少，结构不平衡。[17][法]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页。[20]佛山南海区初步形成了网上办事大厅办事为主、自助终端办事为辅、实体大厅办事为补的服务格局。在内部治理上，机构与机制不健全，监督管理不规范。
一个没有信誉机制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的，[47]同理，一个没有信誉机制的社会也不可能有成熟的公民社会。从法理而言，政府不是一桩交易，不是任何人、任何组织为了自己的报酬都有权设立和运作的。
【期刊名称】《行政法学研究》【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4 进入专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外部环境的挑战 一是法律法规的立改废不及时。
改革的这些举措旨在转变政府本位主义、家长主义下以秩序为先的行政管理理念，改变对商事主体自由缺乏尊重的行政审批运作模式，[15]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实现前端放活。在此基础上，运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信用监管机制与手段监管市场、治理社会，让失信就将在市场、社会中寸步难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使守信遵法勃兴为全社会的蔚然之风。
为深化改革，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强化改革内外部的统筹、协调，并从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遏制并祛除部门利益、创建新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方面着力化解一些带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的深层次问题。部门利益是政府部门利用公共权力为本部门及其组成人员谋取的小团体或个人的不正当利益，其是政府管理体制中常见的一道顽疾，也是我国简政放权中一些部门揽权不放的深层原因。[22]孟川瑾：《互联网+政务服务：以数据为核心的政务改革》，载《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7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对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进行突破性的改革。
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带有明显的碎片化、部门化特征。权责一致是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简政放权改革中，责任理应及时随相应权力的取消或缩减而变化，但现实中的调整不及时，有些政府部门权力削减了可责任仍在。
所谓新型，必须在主观意志上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实际行动上切实开展伟大斗争(习近平语)，展现改革的整体性、统筹性和大纵深性。比方说，深圳市、银川市目前保留的行政许可事项，都有明确的法定依据，设定权都在国家、省、自治区层面，取消、转移、下放甚至内容的调整都受制于上位法，在相应法律法规没有做出修改之前，地方政府几无合法自主改革的空间。
[51]现代民主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是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部门利益的本质是公权的异化，其滋生有多重因素的作用。[24]该理论强调监管是全体利益相关方的共同责任和政府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监管主体地位。
